1902年，《大公报》在天津成立。

19世纪60年代，天津成为通商口岸和中国较早接触、吸纳西方文明的近代大城市，形成了以华洋交错、新旧杂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环境，也成为开华北乃至全国风气之先、向中国人展示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

《大公报》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此后辗转历经英敛之时期、王郅隆时期、新记时期。

当时，出于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考量，一批知识分子们不仅继承了先辈们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责任，而且凭借着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理解，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启民智的重要责任。

《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就是其中的一员。

英敛之在创刊号的头版序言上明确表示，开启民智、伸达民隐、抨击权贵、讥评时政是《大公报》的宗旨，如果对于“民之冤苦、官之贪邪”，知而不言，就是有负天职。

英敛之对于报纸媒体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使《大公报》在创办之初形成了“敢言”的特色，表现在两件事情上。

1903年，清朝政府向外国侵略势力出卖东三省以及内蒙古等地的主权，秘密签订不平等条约。新闻记者沈荩在报纸上大胆揭露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举国哗然。

清政府在北京把沈荩逮捕，又将其杀害于刑部。这一残杀记者事件，报纸媒体多半不敢报道。而《大公报》对沈荩自7月17日被捕以及7月31日遇害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报道，向中外各界人士公布清政府的行径。

1909年7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英敛之撰写的《异哉某相国》一文，矛头直指权臣张之洞，指斥他“假令八年以后，宪政风行，党人群起效用，恐阁下虽可为专制时代之功臣，而亦不免为立宪时代之罪人矣！”《大公报》的报道，为清政府和官员所痛恨，但扩大了中外人士对热点事件和政治局势的了解，也为《大公报》赢得了声誉。

《大公报》在英敛之主持的十年间，名声大噪，迅速成为闻名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

1916年，英敛之退出后，《大公报》一度为安福系财阀控制，屡屡发表亲日言论，销路每况愈下。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

吴、张、胡三人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总结自身的从业经验，于1926年9月1日在《大公报》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不”主张，构成了大公报的社训。

具体而言，“四不”主张的目标就是“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这一定位决定了《大公报》发表负责任的言论，构筑了权威话语权。

即便在抗日战争时期，持鲜明反日爱国立场的大公报也将报纸与政治明确区隔。胡政之曾表示“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

但同时我们仍把报纸当作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

这是对“四不”主义的重申，表明《大公报》对社训一以贯之的遵循。

《大公报》还积极救灾，发挥媒体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将“乞赈”、“募金”纳入职责范围，宣传慈善事业，替灾民乞赈，为伤员募集资金。

1928年6月，《大公报》成立“大公报救灾委员会”，连续刊登救灾启事，宣布以服务社会为报纸的天职，向各界募款，“务使一钱之微，必用诸难民”。

《大公报》不仅是读者的信息源，更是读者的思想源。1930年创办《摩登》周刊，专门解答青年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大公报》为遭难者、受伤者解决物质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为读者提供各种生活知识，为他们解决各种思想难题，适应读者的精神需要，自然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大公报》开风气之先，开辟各地调查通讯、旅行通讯等专栏，以调查各地民众的生活状况，使报纸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参考研究之资料”。

如1934年派记者李天炽搭乘商办新绥公司的长途汽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赶赴新疆，向外界报道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社会。

1931年春，派记者曹谷冰赴苏联采访3个月，所写的二十多篇通讯在报上一一刊登，比较全面客观地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后又编成单行本出版。

最有名的当数范长江写的中国西北的旅行通讯，结集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真实报道了被国民党封锁的红军消息。

该书当时再版多次，轰动一时。这都显示出《大公报》的胆识、勇气和巨大的成功。在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的主持下，新记《大公报》的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时期，逐渐由天津一个版，扩充为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6个版，早期《大公报》就是这样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