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子平评价张爱玲说，“她是一个五四主流文学史无法安放的作家。”

这种“无法安放”，不仅体现在她的作品风格中，甚至渗透到她的待人接物、人生际遇中。

正如张爱玲自己说的那样，“我有一阵子不同别人接触，看见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出外做事，或者时常遇到陌生人，慢慢会好一点——可是又妨碍写作。”

01、“恩怨分明”的父母

在现当代文学作家中，张爱玲的身世是少见的传奇，“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

她的弟弟张子静说，“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谁的身世比她更显赫。”

那是清末四股权贵势力的交汇。

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父亲张志沂属于遗少型的败家少爷，他的人生只做两件事，读《红楼梦》和抽鸦片，一辈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

母亲黄逸梵却是新式女性，留学欧洲，会讲法语，吃西餐，给女儿穿现代的裙子、鞋子，带她做头发，找外国老师，让她学钢琴。

尽管家世显赫，但在父母眼中，张爱玲是“无处安放”的。

一对性格爱好南辕北辙的夫妻，必然是要离婚的，那时候，张爱玲10岁。

然后张爱玲得到一个跟父亲同类型的继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赵四小姐和陆小曼的闺蜜——孙用蕃。

张爱玲评价说，“我的继母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

尽管家世显赫，但到张爱玲父亲一代，早已坐吃山空，只剩下空壳子一个。

而张爱玲与父母的感情，也属于“恩怨分明”，她会报复父亲与继母，欠母亲的也都会还。

17岁之前，张爱玲与父亲和继母一同生活，“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

“付不出的学费，戒不掉的鸦片，吗啡和姨太太，老宅子里烟雾缭绕，令人瞌睡……”

在离开老宅子之前，张爱玲与父亲和继母之间，产生了她在《私语》中记录的“一记耳光”事件。

继母因张爱玲去找留学归来的母亲住了两周而生气，打了她一耳光，抽大烟的父亲也对她拳打脚踢。

“我的头偏到这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之后，张爱玲被关了禁闭，得严重痢疾没人管，差点死掉。“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张爱玲的“无处安放”也体现在作品中。

相对于当时大部分作家更加憧憬西方，向往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张爱玲对中西文化的看法有些与众不同。

她不认为从法国回来，会弹钢琴就一定更有文化；也不认为《战争与和平》要比《金瓶梅》好；更加不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定比中国的东西好。

满清贵族的家庭背景，让张爱玲的文字，充满了古老的味道。

她笔下人物的性情命运，总是能够被信手捏来的比喻成华丽而陈旧的物品。

茉莉香片》里她写，“聂传庆的母亲碧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碧落嫁到聂家来，之后生下聂传庆，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金锁记》里她写：“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更不用说那句著名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算是写爱情，张爱玲也与大多数作家相反。她笔下的爱情，是现实的，更是悲凉的。

她认为，爱情只是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关系，看到了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爱情也将是虚空的神话。

03、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张爱玲的感情也是“无处安放”的，无论爱情还是友情。胡兰成曾给张爱玲“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姻承诺，也最终违背了。

苏青是少有的张爱玲的朋友之一，然而两人最终还是决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