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字季，一字次卿，西汉淄川国（郡治在寿光南纪台乡）薛人。少时，家贫寒，曾为富人在海边牧豚（放猪）维持生活。

年轻时，他曾任过薛县的狱吏，因无学识，常发生过失，故犯罪免职。为此，他立志在麓台（望留镇麓台村）读书，苦读到四十岁，又随老师胡母子始修《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便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他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被任命为博士。

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武帝认为他无能，再被免职。于是，公孙弘便称病辞官，在家赋闲。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便推举年已七十岁的公孙弘应诏，他一再推辞，不肯前去应诏。

他说：“我出使匈奴，因没有才干被罢归，请大家另举贤者。”但最后，他还是应选。公孙弘到了太常，所征百名儒士各写对策，公孙弘处为下策。

后来，上奏天子，天子却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待入见天子是，公孙弘丰仪魄伟，深得天子喜爱，又被拜为博士。当时，朝廷注重与西南夷的沟通，并在巴蜀设立了郡县，由于赋役酷虐，百姓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孙弘去视察。

公孙弘归来奏对，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骇。可是，时过事转，皇帝并未深究其事。公孙弘长相恢弘奇伟，美姿容。由于晚年力学，所以广见博识。

平时，善于辩论，通晓文书、法律，又能以儒家的学说，对法律进行解积阐述，汉武帝非常赏识他。公孙弘常说：“人主的毛病，一般在于器量不够宏大；

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于生活不够节俭。”于是，他在家中，能身体力行，“夜寝为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后母去世，他视为亲生，服丧三年。

在朝廷议事，他常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和违逆圣意，汉武帝非常喜欢他这种驯良守礼之德，其认为他口行敦厚，善于言词，有文彩，熟悉法令与各种公务，便升任他为左内史（京畿地方长官，掌治京师）。

公孙弘在任，所奏朝事，都一一符合帝意，起因是他巧用“心计”。有一次，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商议，为一事二人分别上奏。面见帝君，他等汲黯上奏完后，窥伺上意，据上意再取决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才上奏章。

因此，他奏对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陈条，也都采纳。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

有一次，汲黯当庭诘责公孙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背）之，不忠。”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

皇帝听后，认为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欧免官，皇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当时，朝廷方通西南夷，又东置沧海郡（在今朝鲜），北筑朔方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公孙弘认为，这样做是“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

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屡次柬言停办，皇帝不采纳，并领朱买臣等人去砭责公孙弘，当面陈说设朔方郡的好处，一一摆明十条理由。

公孙弘无理反驳，心亏词穷，无一言相济，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说：“我是山东的乡鄙之人，见识短浅，实在不知道设朔方郡的好处，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

敬望朝廷停止经营西南夷与沧海郡，专力经营朔方郡”。皇帝恩准了他的请示。历史记载，公孙弘的才干，不在他人之下，当时，不可能一条理由也没有。

他之所以这样做，恐违皇命与己不利，顺应皇主才是上策。公孙弘矫饰善变，朝廷上下，众所周知。有一次，汲黯实在看不惯他的矫情做作，直言对皇帝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很高，却盖一床布被，这不明摆着在骗人吗”？

皇上就以此事问公孙弘，弘说：“实有此事，不过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原则。我记得管仲做齐国之相，有三归之台，奢侈豪华超出了一般国君；

齐桓公做霸主，也僭越了礼数。晏婴为齐国之相，一顿饭从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妻妾也不穿丝织品，齐国不也治理的很好吗？

我身为三公，而盖布被，实在是有损汉官威仪。汲黯对我的忠告很对，他真是个大忠臣，要是没有汲黯对皇帝的忠诚，陛下您哪能听到这样的真话呢？”

经过这件事，皇帝愈发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对他更为厚待，元朔五年（前124年），薛泽免相，皇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封他为平寿（潍城区望留镇）侯。

历史上丞相封侯者是从公孙弘开始。公孙弘为人，表面十分宽和。他位高禄重，节俭律己，不奢华，以人为先，所以时时被人称道。

他的故旧，宾客，亲朋挚友生活困难，公孙弘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他贤明。但公孙弘内心并非如此，他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表面伪善，暗中报复。

阴谋“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就是他这种伪善心理的写照。公孙弘与中大夫主父偃在建立朔方郡一事上有分歧。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

主父偃又常常当天子面与其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使他难以下台。于是，公孙弘表面上与主父偃往来，暗地里寻机报复。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为齐相，有人上书告发他受诸侯重金，因此，诸侯子弟多以得封。

后来，齐王刘次昌自杀，汉武帝认为是主父偃索金所逼，大怒，严予审治。主父偃承认受过诸侯贿赂，但不承认齐王自杀与己有关。

公孙弘乘机进言，说齐王自杀的首恶是主父偃，如不处死，将无以服天下。汉武帝本想不杀他，给与其免职归里的处罚，但听了公孙弘的进言后，信以为真，便下令灭了主父偃的全族。

公孙弘忌妒博士董仲舒。仲舒为人廉直，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他曾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其他各家的思想，排斥以外。

汉武帝便大力推行儒教，在长安兴办太学（当时，是西汉最高学府）。同时，下令各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教育系统。在仲舒的辅佐下，汉武帝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

尤其公孙弘在研治《春秋》方面，其成就远逊于董仲舒。公孙弘平素，两面三刀，见风使舵，仲舒对此十分痛绝。公孙弘心明如镜，深恨董仲舒。

正巧，胶西王刘端矫纵无赖，数害官吏，肆行不法。公孙弘便向皇帝谏言：“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汉武帝便把仲舒徙到胶西。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严察两王党徒。公孙弘认识到自己在相位，未能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现在有王造反，自己难脱不称职之责。

当时公孙弘正染病在身，于是上书皇帝，请求辞掉丞相，归还侯印，以避位让贤，汉武帝没有应允。过了一段时日，公孙弘病渐好转，便再度入廷办理政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弘以八十高龄卒于相位。

卒后，青铜铸棺，葬于麓台，至今，墓址尚存。公孙弘为相数年，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著作《公孙弘》十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已失）。

他起身于乡鄙之间，居然为相，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已成为历史长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后世。

程师孟(1015～1092年)，字公闢，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生于官宦之家。宋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历任光水、钱塘县令，桂州通判，楚州、夔路和河东提点刑狱，在夔路开仓赈济灾民，在河东兴修水利，防治水患。

治平元年(1064年)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管理河北四榷场事务。熙宁元年(1068年)九月，以光禄卿出为福州知府。

翌年四月，动工修建子城城墙，并扩建其西南隅，又以余力疏浚河湟，修造桥梁。熙宁三年(1070年)，师孟在庙学内建厅舍，州学教授有厅自此始。

师孟又在乌石山建道山亭，请文学家曾巩作《道山亭记》。师孟提倡植榕，绿化福州，还留下不少诗篇和“霹雳岩”、“天章台”、“冲天台”、“光禄吟台”、“宿猿洞”等题刻。

同年六月，调任广州知州。福州人民为师孟建生祠于乌石山千福寺，在祠旁立石碑，镌刻他的诗作。师孟在广州6年后，入京为给事中，集贤殿修撰、都水监、将作监，又移知越州、青州。

后以年老辞官归里，进正议大夫。著有《奏稿》1卷，《续会稽掇英录》20卷、《广平奏议》15卷、《诗集》20卷、《长乐集》1卷。

留梦炎，浙江衢州（今浙江衢县）人，字汉辅。生年不详，卒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甲辰科状元。

留梦炎为人奸诈，见风使舵。中状元后，历官宗正少卿，秘阁修撰，福建提举，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学士。德祐元年（1275），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

虽受命于危难之时，但临事退缩，称病于家不出，直至太后亲临其家，才始出任左丞相。不久，即于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

对此，文天祥作《为或人赋》诗云：“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文天祥的才学与为人，待为上宾，多次派人劝降不成后，遂用酷刑，但文天祥仍坚贞不屈。

一些降元宋臣请求元帝释放文天祥为道士，元帝亦有此心，留梦炎却阻止道：“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

从而坚定了元帝杀害文天祥的想法。留梦炎后在元朝为礼部尚书，迁为翰林承旨，官至丞相。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留梦炎致仕，不久，病死家中。

浙江人曾说：“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均需先声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公孙五楼（资料很少） 南燕慕容超掌政之后，曾经做过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公孙五楼治理。很多年以后，南燕的霸业逐渐衰微，东晋的大将刘裕借机起兵讨伐南燕。

刘裕军中有人提醒他：“燕国人依仗着地面广阔据守大岘山天险，坚壁清野，那么我们的部队进去后，必将去而不回。”刘裕说：“鲜卑人生性贪婪，不懂得长远考虑，他们必定会认为我们的军队不能长期坚持战斗，所以他们只不过会进军据守临跔，退守首都而已，必定不会坚守大岘天险，也不会坚壁清野。”

慕容超听说晋军攻伐，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公孙五楼说：“晋军轻便，他们的优势在于速战速决，不可以和他们争胜。我军应据守大岘山天险，使晋军无法深入，命令各路守军，依照险要地势加固工事，焚烧荡毁一切储备，清除禾苗庄家，使金桔没有什么可依赖利用的。

东晋的远征军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们就可以静（空格）坐制服他们。如果放他们过了大岘山，我们出城迎战，这是下策啊。”但是，听了公孙五楼几十年话的慕容超，做了一个亡国的决策，他没有采纳公孙五楼的建议。

让刘裕的部队穿过了大岘山，没有遇到南燕部队的抵抗。刘裕见状大喜过望，一鼓作气灭掉了南燕。其实公孙五楼的策略正是刘裕所担心和惧怕的。

可叹南燕王慕容超，平生信任重用公孙五楼，唯独在这一次没有听他的话，最终导致了亡国，这算是天意么？能在国家危亡关头看出要害所在，公孙五楼算是谋士中的极品，可惜，遇到了一个在关键时候脑子抽风的昏君，故所以，燕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