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在诸子百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思想的珍贵资料。它相传最早为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所作，此后历经后世学者补充、修订，终成全书。

《管子》一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兼收并蓄，它不囿于某一家之成说，而是众采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家之所长，最终熔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

其中不少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管仲作为一名政治家，需要处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政务。其治国理政思想也分别见于《管子》一书的各个篇章中，如《法禁》《任法》《明法》《论法》等篇主要阐述法治思想；

《国蓄》《乘马》《轻重》《海王》诸篇阐释经济思想；《度地》《地员》《五行》《四时》等篇阐述生态思想，等等。《管子》的思想内涵专而不偏，博而不杂，充实而系统，显示了一代名相管仲的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和海纳百川的思想气魄。

本文便从这一角度出发，跳出学派归属的思路，通过分析《管子》中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以史为鉴，期冀能够有助于当今生产生活的发展。

《管子》的法治思想——确立法律的至高无上，保证公正性，立法因应时事，注重礼法并用法令制度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最重要的工具，尤其为人所重视。

法令的严整与否、法制的贯彻与否，关乎国家存亡大计。因此在《管子》中，单独辟出数篇内容专门论述。其中所蕴含的法治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四方面。

一、确立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保障法律权威。

法律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法律是社会全体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任法》篇中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子》认为，法虽然由君主创设，但君主本身也要服从于法律约束，这样才能明确法律权威，达到天下“大治”。此外，《任法》篇中还提到，“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

《管子》将法提升至天下之至道、治国之根本、百姓之父母的崇高地位，足见其对于法律权威性的重视，其目的无非在于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守法的法治氛围，促使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法律保持敬畏。

二、保证法律的公正性。

法律如果要有效施行，就必须保证法律公正、执法公平。《任法》篇中说道：“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

其意为：按法制办事，就应该像天地对待万物那样没有私心。君主凭公正原则来考论政事，凭法制来裁断是非，所以担负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

如果以私心干涉法律，那就会使政令不能通行。

三、立法需要因应时事。

立法的优劣、具体与否、执行的难易程度都会对治国产生相当的影响。因此，立法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管子》提出了“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的观点。

强调法制必须要效法天道，合乎四时，使法律的制定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顺应天道”是《管子》第一条非常重要的立法原则。

除此原则外，在《管子》一书中还提出了立法要“顺乎人性，合乎人情”的立法思维。《形势解》中说道，“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

因此，国君若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因此，立法必须顺乎人性，合乎人情，顺应民心。

四、《管子》还强调“礼（德）法并用”。

《管子》认为法律是天下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治国的重要工具。但又并未忽视和排斥道德、礼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因为法治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

因此，《管子》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也更加重视“礼”的作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比作“国之四维”，并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管子》把道德教化与法治并列起来，提到治乱兴亡的高度。《管子》的最终理想，是希望使人们自觉重德守法，以达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目标。

法、礼相辅，是《管子》法治思想的一大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