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戏改”不但要“改戏”，更要“改人、改制”。从前的京剧演员都是“搭班”唱戏，少数最优秀的演员自己“挑班”成为班主，逢演戏时约请其他演员搭自己的班，事先讲好分成比例，一场演出后各拿各的“包银”，演员可以在各个班社间自由流动，像名丑马富禄就同时搭了马连良、荀慧生、筱翠花、章遏云四个班，挣四份包银。

但“戏改”之后，原来的小班社都重组成为国营的大剧团了，要求演员固定在一个剧团里，拿固定工资。而马连良困在香港这几年间，他“扶风社”里的几员大将都已经找到自己的新剧团了。

马连良、张君秋在广州短期演出后如约来到了武汉。武克仁原来的意思，是想让马连良加入国营的“中南京剧工作团”，任三团团长。

但马的艺术地位和演出上座率都在“总团长”周信芳之上，工资、待遇等很难安排。权衡之下，武克仁为马连良和张君秋单组建了一个合作股份性质的剧团“中南联谊京剧团”，实行团长负责制，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受国家资助。

武克仁的初衷是想探索一种剧团体制改革的新模式，然而在客观上却使“中南联谊”成了诸多国营剧团中显眼的“异类”。

“中南联谊”组成后，马连良并未在武汉久留，就带团北上赴南昌、天津和北京演出，希望尽快挣钱还上中南局垫付的4万港币债款。

这次的“还债演出”又不太顺利，原本马连良在天津是最有“人缘”的，但1951年底“中南联谊”到达天津时正赶上“三反”、“五反”运动，马连良的戏一向票价不低，“看得起他的戏的人都不敢出家门了，所以根本不怎么上座。

最后我父亲反串霸王，陪张君秋唱了一出《别姬》，也才上了八成座。”马崇仁说。但就是在这样的惨淡经营下，马连良还不时慷慨地拿出钱来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在南昌演出时，他捐建了当地的第一所回民幼稚园，在天津又将一场《四进士》的全部收入捐给了正在筹办的“艺培”学校（即后来的北京戏校）。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使当初参与“营救”马连良的人受到了牵连。武克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胡兴寿同志被诬为吸毒贩毒而收监，判了死缓；

王若瑜先生以走私盗汇去香港迎接汉奸艺人等罪名，流放劳动；我也难逃灭顶之灾，软禁、批斗、受审，罪状是包庇特务坏人，盗汇邀请汉奸演员，供其吸毒……”虽然运动过后，三人都被“宽大”开释，但这场风波已经使中南京剧工作团的发展彻底停滞了。

“为国家秉忠心昼夜奔忙”——京剧《断臂说书》

1952年初春，离家整整五年之后，马连良终于带着“中南联谊”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京。

马连良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定在长安大戏院，戏码特意选择了《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向长空洒血泪好不伤怀”，这出他十年前创编的剧目，说的似乎就是他自己，演的就是过去那五年。

马连良的老母亲已经年过八旬，终于将儿子盼回来之后，老太太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了，“我奶奶在剧场听了一半《苏武牧羊》就不行了，我父亲极孝顺，他再也不想离开我奶奶了。”

马崇延说。

不久之后，苦苦支撑的“中南联谊京剧团”还是解散了，而解散的原因，不只是马连良不愿离开北京那么简单。用马崇仁的话说，“他们京剧团有个团委会，这时候内部有了点矛盾。”

“‘戏改’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实现‘演员人人平等’。但戏曲的规律就是‘主演中心制’，到了台上必分三六九等。”李佩伦认为，这才是矛盾的根源。

马连良虽是“中南联谊”的团长，但团里还有个团委会，实际权力是凌驾于团长之上的。“戏改”列出十二出禁演剧目后，就有人借题发挥，捕风捉影挑起了传统戏的毛病，“中南联谊”也受到了这个风气的影响。

团委会中有几个年轻演员，思想有些“左”，许多马派的经典剧目他们都不同意上演，说《一捧雪》是宣扬奴隶主义，《胭脂宝褶》是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让马连良不胜烦恼。

另外，团委会的年轻人认为马连良没经过“戏改”，主动要求帮他“补课”，每天到家里给马连良开会。马连良多年来每周只唱两三场戏，已经形成了规律，团委会却认为这是“不愿意多做贡献”，批评他消极怠工……其实，马连良的创新精神在京剧界一直无人能及，他从内心深处是最拥护戏曲改革的，可如今“戏改”变成了负担，生性温和的马连良又不愿给团委会提太多意见，只能选择了“好聚好散”。

马连良没有再回武汉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开始戒烟了。抽鸦片烟是解放前梨园行一个很普遍的习惯，“我父亲主要拿这个当‘玩意儿’，他有一套很好的料器烟具，家里来人的时候愿意拿出来，算是当年的一种‘交际手段’吧。”

马崇仁说。虽然马连良的烟瘾不大，但多年的习惯一时也很难改变，而严格禁烟的共产党竟能允许他“慢慢戒烟”，这让马连良十分感动。

武克仁回忆说，早在武汉的时候，马连良就曾含泪对他说：“我没想到共产党会要我，困惑迟醒，实在太傻！还能说什么呢？请放心，这点害我的毛病，我决心要戒了！”回到北京后，马连良就暂时停止了演出，每天由马崇延陪着，走到首都电影院旁边的同德医院去戒烟，“那个院长是余叔岩先生的亲家，帮助我父亲很快就把烟戒掉了，他的精神变得更好了。”

马崇延说。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饭店参加了庆祝建党31周年联欢会。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那天周恩来和马连良交谈了很久，他主动安慰惴惴不安的马连良，“马先生，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这是给了我父亲一个最正式的评价，他踏实了。后来无论遇到什么，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一句，更没有说过后悔从香港回来。”

马崇延说。

应周恩来的要求，在那天的联欢会上，马连良也清唱了一段。他没有选择“马派”最著名的《借东风》、《淮河营》，而是唱起了《断臂说书》的一段二黄：

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为国家秉忠心，食君禄报王恩昼夜奔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