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作者在这里定义了土地的重要性，我们以农业为生。

人与空间上不流动；村雨村之间往来很少、孤立、隔膜多。

因此我们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于是，乡土社会逐渐演化成一种礼俗社会，是异于西方的法理社会。

农人固守土地而居，形成“熟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因“熟悉”而成“俗”，常“习”之。

这些“俗”因为熟悉和信任而毋需以契约而固化，于是形成所谓的乡土本色：一个礼俗社会。

“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描写的是熟悉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乡土社会是没有法律的位置的，从熟悉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在社会学中，却分两种社会：

1. 礼俗社会：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有机的团结；

2. 法理社会：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机械的团结；

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

文字下乡：乡土人际交流的直接性

文字的功用在于传情达意，以固定的象征体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有在当人们因为时间与空间的阻碍时才比较实用。如果是乡土社会这种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候，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极好，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

文字是间接的工具，而且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所以说，子乡土社会中不用文字，并不是“愚”的表现，而是面对面社群不需要文字。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久越复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就越有限，于是语言也就越来越简单化。

所以，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会有因为个人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是“行话”。

往小了讲，对于恋爱的情侣，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情话”，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语言就像是个社会定下来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个筛子的格子不同就漏不过去。这个筛子虽然帮助了人与人的了解，而同时也使得任何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得每个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有一点走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得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在《动物凶猛》里也有类似的对于文字的描述：

我悲哀的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他事物的含义，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

...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