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主流的体裁。

首先，这与我们的儒家传统有关，儒家强调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很强烈的社会和现实关怀，反映在文学上，即是现实主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只有现实主义，其他主义如浪漫主义，中国也有，比如《离骚》，但不曾占据主流地位。

近代以来，从清末的社会谴责小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学研究会的出现，描写且反映社会与世情的现实主义依然是主流，其中虽然也有如扛浪漫主义大旗的创造社的出现，但没有发展壮大成主流。

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内外交困，前途未定，一方面屈辱地遭到外国列强残暴的侵略，民族危亡，另一方面国内革命不断，局势动荡。

其时，寻求民族振兴反抗外来侵略、谋求国家独立社会稳定便成为人民的迫切愿望。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谁还有去心思赏花吟月，所以在那时及更早些的时候，中国的文学便与家国政治、社会现实紧紧关联起来，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

鲁郭茅、巴老曹等等一批批中国大师级的文学家，其作品无不直面惨淡的现实。

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文学与革命、现实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强调文学要服务人民，尤其是解放区，鼓吹革命的作品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后的“十七年文学”更是把革命主义文学推向巅峰。

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以及著名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

另外需要指出一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深受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八十年代以来，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再到新历史写实主义，以及后面有些评论家所谓的“底层写作”，现实主义依然是主流，是潜移默化到骨子里的，拿先锋派来说，“先锋”主要是小说形式、叙述风格上的变革，它是大于内容的。

后期先锋派也回归了传统，比如余华、苏童和格非等人。

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格非的《人面桃花》，都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时的他们已经不是所谓的“先锋”派了。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主要的作家都回归了现实主义传统，莫言的《丰乳肥臀》，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王安忆的《长恨歌》等等，不胜枚举。

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完全取得了确切无疑的主流地位，现实主义的范围也被拓宽。现在我们讨论一个作家的风格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谁是现实主义谁是浪漫主义，或者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现在主要讨论的都是作家的叙述手法和表达方式，其中判定一部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之一是语言。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有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苏童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金澄宇的《繁花》等等。

当前，中国文学与现实主义已经不可分离，我相信往后随着文学进一步发展，“现实主义”这样带有鲜明区分度的表述是否应继续存在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有理由相信，以后的文学会更关注和执著于于文学本身。当然，现在我们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来归纳中国文学，仍是非常适合的。

纵观近两年多来的中国文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宁肯的《三个三重奏》，东西的《篡改的命》，周瑄璞的《多湾》，弋舟的《我们的踟蹰》，以及近期的贾平凹的《极花》和王安忆的《匿名》，这些作品对现实的挖掘已经切入到毛细管，它们的最主要区别只在于题材和呈现它们的不同的手法及语言。

如果非要说主流，那么现实主义就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