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

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这是胡适博士的一个最奇特的创造!

奇论一出，全国震惊。当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③梁氏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提议人”之一，赞成胡适的“好政府主义”。

因此他对胡适此一奇论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颇有一点代表性，我们不妨多抄几句原文如下：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

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

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

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

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

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嫌，漏洞太多，要设法补救，便又发表《答梁漱溟先生》一封公开信。

④仍多方辩护，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关于军阀的问题，胡适则说：

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

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姑且不论他们争论的“扰乱皆军阀之所为”，还是“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胡适总算也承认军阀是“五鬼”中的一鬼的一部分了；

他又把“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与军阀一起归入“扰乱”，当成了敌人。对于胡适和新月社的这种“根本态度”，国民党蒋介石当然不应再“惩办”，而应深表欢迎了。

怎么来打倒这“五鬼”呢胡适宣传的还是他那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他说：

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这也是胡适及新月社同人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他们反对革命，坚持改良，甚至“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革命。

看到这些，人们却反而难以明白，胡适他们要走的“那条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从革命的对象到革命的方法，既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相对立，也与中国国民党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革命路线相对立。

说它是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罢似乎也不对，因为连资产阶级那一点反帝反军阀专制的精神也见不着了。真是一条无以名之的奇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