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汉语及古文字史中，“和”字出现较早，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说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在早期甲骨文中，“和”作“龢”。

《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朱骏声《通训定声》：“《一切经音义》六引《说文》：‘音乐和调也。’《国语》：‘声相应保曰龢。

《东都赋》：‘龢玲珑。’经传多以和为之。”按朱说，“和”的字源可以追溯到“　龢”字，二者在古代经传中通用。因此，“和”即“龢”也。

又《篇海类编·器用类·部》：“《左传》：‘如乐之。’又徒吹曰，今作和，又谐也，合也。”可见，“和”字源于“龢”。

而“龢”又从“龠”从“禾”。《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龠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

“龢”以左旁的“龠”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和”源于“龢”，又源于“龠”。

因此，“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

从上述对“和”字字源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是从古代乐器及其演奏的音乐中发源的。这一点亦可从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和儒家的“乐教”中看出端倪。

中国古人通过音乐提出“和”的理念，而音乐又源于天地自然之和。这样，音乐就成为沟通“天人之和”的桥梁。《乐记》在解释《诗·有》中“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这两句诗时，尤其揭示了“音乐之和”的重要意义：“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

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只要做到诚正雍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实行呢？所以，好的音乐，即能起到陶冶性情的作用，使人的性情归于“和”。

通过音乐，使人“反情而和其志，比类而成其行”，故“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不仅如此，“音乐之和”还可以超越语言、种族和国界的限制，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

《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也。礼者，殊事合静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

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最后得出“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的结论。

足见儒家推崇礼乐的根本目的，不是称王称霸，更不是掠夺与征伐，而是在于四海之内相敬相爱。因此所谓“乐”，就是通过“异文”的交流，达到“合爱”的目的。

这里，“异文”虽然本指各种不同的乐曲形式，但其引申的义涵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则完全与“和”的字源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