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道，犹张弓，统治之道亦如是。
《道德经》中有“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在探讨元朝与宋朝地方治理特点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统治的本质作一阐述，进而有助于我们分析对比。
不过，在这里，本文不打算讨论韦伯“个体性权力”——将“权力”（macht）视为基于个体（包括个人、组织等行动者）依靠资源占有上的优势而将意志施加于其他个体的过程——的统治理论，也不打算以“将国家想象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作为理论支点，本文所讨论的只代表笔者一家之看法。
统治，就是对权力分配和权力兑现的过程，与之相适应的便是统治模式。对于古代，权力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天下是家天下，但是，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是虚幻的，所以，这就涉及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体现到形式当中就是统治权力如何触及治下的每一个百姓，这就不得不产生中央——代表皇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因为天下之大，不可能一个人就把所有事情全都承揽下来，于是，最高统治权不得不向地方流转，但是流转多少、流转程度以及如何保证流转过程中不出现断链，既确保中央对地方管理的统治，又确保地方行政系统能为中央办事。
这就是形成了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之间的一种张力，张力倾向中央，中央集权程度高，张力倾向地方，地方割据势力强，如果张力向一边或两边扩张过度出现断链，那就是国家动乱时期了。
而涌动在这种张力之中的则是信任体系、思想体系、武装体系、经济体系、时间体系等等体系之融合，其中，信任体系统领其他一切体系。
以笔者所持权力张力的观点来纵览我国各朝代的统治机构、机制，在分封制时期，呈现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统治结构，实为以血亲为信任基础的分权模式；
到了郡县制，信任基础不再是血亲，而是法令、政令、思想等构建的更复杂、更庞大的信任体系。基于此，我们来分析宋元统治特点。
二、基础决定高度，起点决定方向
在分析制度延续性之前，我们首先分析宋元建国特点，以此也可以作为两朝何以采取各自统治模式的切入点。宋朝，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兵变方式，或者说温和的政变、篡位方式建立的政权；
元朝，则是通过真刀真枪、伏尸无数的方式一步一步打下来的江山。这说明宋朝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正统性和兵权归属，对于自古有着“名正言顺”的传统文化来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宋家江山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有权势的人起兵篡位，复制赵氏的建国过程。
元朝则不然，元朝疆域之大，是人类历史上连续国土面积最大的朝代，他所面临的是文化多元、民族混杂的问题。从以上两点出发，宋朝产生了路、州、县三级统治结构，路直属中央，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经略安抚司，分别执掌路的财政和监察、刑狱、仓储、军事，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司没有统领他们的某个人或机构，而是直属中央；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派出机构，而且肩负着监察职能，为什么笔者着重强调监察职能呢？前面阐述过，统治者将权力分流之后，信任最为关键，中国有发展成长了千年的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塑造作用，当然统治体系中还有时间、政令、经济等多个维度体系，但是，这些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统治稳固，这需要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管，就像物理中的反馈电路，地方治理的情况必须要对中央有所反馈，并进行评估、考核、惩戒，掌握了地方官员的仕途，也就掌握了地方统治的命脉。
有人会说，造反呀，一方面是平稳时期造反成本高，这胳膊拧大腿的事业；另一方面四司独立，联合成本高，信任代价高，单独军队没有钱粮根本造不了反。
而元朝的统治特点并非是很多人认为的行省制的创立，因为这种制度无非是对宋朝的延续和变革，元朝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民族统治政策，有人会说，这是国家制度层面，而非地方治理，因为我们还没有分析透彻。
我们要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其专在上”，也就是说专权其实是专在上层，至少是在县一级以上，而到了基层，则是宗族自制的程度比较高。
虽然蒙古统治时期，民族政策多为人诟病，但是蒙古人在其他方面做得非常高明——经济、科技、文化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所以，他们不会笨到真的将民族政策贯彻到底，他们虽然贬低汉族人，但是，他们却重用汉族人中的贵族、乡绅，一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极端政策是不会对这些汉族人采用的，其实是蒙古民族压迫政策下的行政自治。
三、宋元统治的共同点
为什么笔者会从两朝建立的不同作为切入点？因为，在制度的延续上有其历史的逻辑必然，但是在这种必然之中，必须找到二者本质的不同点。
那么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也就是历史的逻辑必然，他们必须要吸取唐朝时期节度使制度的教训，革除弊端。唐朝，节度使掌管一个区域的军、政、财大权，容易做大以至于尾大不掉，甚至同中央分庭抗礼，再到造反，中央威慑较强时还好说，中央控制力稍微一弱，就会分崩离析，唐朝后期，50多个节度使，只有两个是朝廷派出的，其余都是自行上位。
所以，宋元的共同点就在于对军权的控制，更深层次的则是防止割据势力的出现。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