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借“廖案”进入权力核心

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许崇智，是蒋介石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蒋介石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

前面提到的陈公博关于“廖案”的调查报告是陈在该案发生数月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代表“廖案”检察委员会所作的，此时的蒋介石已上升到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所以报告中特意将蒋与廖、汪并列，无非是为抬高蒋的领袖地位。

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组成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府成立之后，他除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并未占据其他要职。

甚至可以说，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使蒋介石进入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用说党的领导地位了”。蒋介石本人正是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

黄埔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杨希闵)叛乱中的功绩使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但他在军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难以满足其“雄心壮志”。

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但汪只是一个并无实力的政客，虽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整天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因此，他实际上从不过问军事”。

蒋与汪暂时尚无利害冲突。而擢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的粤军头领许崇智，却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

平定刘、杨叛乱后开入广州的粤军，把持着广州的财政收入，致使蒋介石的党军军饷得不到保障，蒋对此十分不满。蒋、许自1925年6月间军事委员会开始改组军队、统一军政工作后，就“势成水火”，且矛盾在不断加深。

许崇智所部粤军虽人数众多但杂乱不整，因涉嫌谋刺廖仲恺和巅覆政府，8月25日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等多名粤军将领被捕。

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担任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军长，在军界地位进一步抬高。许崇智虽然在军队中的权力与影响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监督，掌握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

许有意限制蒋介石所率第一军的发展，许、蒋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9日蒋介石往晤汪精卫，对汪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

除财政之外，军事计划方面也有分歧。蒋介石“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崇智则不予赞成。此外，湘军将领谭延闿、滇军将领朱培德等对许崇智的把持，也“同感不平”。

苏俄顾问鲍罗廷对许崇智亦无好感，认为他“只会大唱革命高调”，且与陈炯明有着相同追求。尤其是许崇智在“廖案”发生后，阻挠对主要嫌疑之一的粤军将领梁鸿楷的逮捕，令鲍罗廷大为不满，认为许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

经过商议，广州国民党要人对许崇智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逮捕，另一种主张将其流放上海。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其代表人及执行者就是蒋介石。

9月19日，蒋介石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以及铁甲车队、江固舰，协同“解决反革命各军”。

粤军郑润琦部与莫雄部分别被缴械，收编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在成功解决了许崇智的主力之后，19日晚，蒋介石致函许崇智，历数其作为“军政与财政领袖”的“过失”，指出许的不少表现实已危害到国民革命的大业。

为了“保全名节”，蒋介石建议许崇智“暂离粤境”，其部由蒋本人“负责维持”。据记载，许当晚接信后，给蒋介石回电话二次，“语多凶悖”。

说明，双方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但不管许崇智如何抵抗，最终不得不屈服。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解除许崇智的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和财政监督等职务，令其离粤赴沪。

据载，当蒋介石下令戒严时，许崇智曾向汪精卫电话质问此事。汪精卫复函许崇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并谓“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一切难题，及情感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之后，即请先生回”。

许崇智接阅后，只得“完全同意”。下午三时，蒋介石派陈铭枢“护送”许崇智登轮启程。至此，蒋、许之争，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

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汪精卫通报了政治委员会关于令许崇智赴沪休养，由蒋介石负责“收束粤军一切事务”的决议。

次日，胡汉民也搭乘俄舰出洋。

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终于排除了自己在争夺军事最高领导权方面的障碍。不久，他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这无疑又进一步抬高了蒋的政治地位。

结果，这个在1925年初还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2页)于是，在广州形成了汪、蒋暂时合作，汪精卫主党、蒋介石主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