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其汉化的关键环节。孝文帝为何急于迁都呢究其原因，首在汉化。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以来，一直定都平城，尽管其间因为饥荒等原因，有人提出过迁都的动议，但都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及至孝文帝亲政，北魏立国已近百年，即使自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以来，也近半个世纪，如果要继续推进北魏的统一大业，自然要进一步南进，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华夏文化故国的中心地，从而实现与中原汉族大族的进一步融合，扩大北魏的社会基础，在取得汉族上层拥戴的基础上，使北魏获得文化上的合法与正统的地位。
孝文帝内心仰慕汉文化，且以华夏正统自居。492年，群臣讨论五行次第，孝文帝采纳汉族士人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直承西晋，具有正统的地位。
既如此，他一定要将都城迁到中原地区。孝文帝曾对反对派说:“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孝文帝意欲全面汉化，必然将北魏汉化从一般的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层面，而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最后堡垒，这对大多数鲜卑人而言，在感情上是很难自觉接受的，而平城作为鲜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保守势力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在平城进行全面汉化，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孝文帝对此很清醒，曾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
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认为只有迁都中原，才能深入推行其一系列汉化方略。因此，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0页…… 其次，孝文帝迁都还与其统一全国的战略关系密切。
自太武帝拓跋焘以来，北魏在军事上已逐渐形成了对南朝的优势地位，并把军事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南朝。孝文帝时，北魏的版图已扩张到淮河一线，南朝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孝文帝本身汉化修养极高，无论是出于正统的观念，还是天下共主的愿望，他都急于迁都。
孝文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急切愿望，他曾对出使南齐的卢昶说:“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迩江扬，不当早晚，会是朕物。”他对李冲说“方俗经营宇宙，一同区域”，“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
又谓北海王元详说:“江吴窃命，于今十纪，朕必欲荡涤南海。”当有人以为统一时机尚未成熟，主张不要轻举妄动，孝文帝很不以为然，说“奋臂一呼，或成汉业”，“将希混一，岂好轻动”!正因如此，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先后三次亲率大军南伐。
孝文帝既“取南之计决”，便必须将都城南迁，以便坐镇指挥，否则在平城遥控，无法具体实施其统一战略。对孝文帝的这一心态，宋人叶适已有清楚的领会，他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四中指出:“孝文迁洛，不止慕古人居中土，盖欲身在近地，经营江左耳，其与卢昶语可见。”
再次，孝文帝迁都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孝文迁洛原因，除汉化及南侵二大计划外，经济政策亦为其一。”
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5页。北魏旧都平城处于塞外，生活物资主要依靠中原地区的供应，耗费很大。因此，遇到灾情严重的情况，平城人口便往河北等地“就食”，明元帝便因此有迁都的打算。
相反，迁都洛阳，交通便利。孝文帝看中了洛阳的漕运优势，打通黄河与淮河之间的运河系统，“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大大便捷运输军队及物资，“此乃军国之大计”，又说:“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
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可见孝文帝以为都洛能通四方运输，关系到军国大计。洛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具有“正统”地位的王朝曾定都于此。
孝文帝以华夏正统自期，并以此号召天下，着力统一全国，洛阳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定都于此将带来的浓郁、热烈的汉化氛围。
任城王元澄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孝文帝决意定都洛阳。
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汉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也符合北魏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引起了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激烈冲突。
从当时北魏统治阶层人员的构成情况看，主要可分为鲜卑宗室贵族、鲜卑非宗室的代姓贵族和汉族士族集团二大群体，具体细致分析，鲜卑宗室人物又有不同房支、不同年龄、不同辈份等分别，汉族士人又有不同地域、不同门第等级的分别等，情况比较复杂。
从鲜卑贵族集团的总体情况看，孝文帝的兄弟及其他一些年轻的鲜卑贵族比较赞同迁都与汉化，这与他们自身的汉文化修养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任城王元澄，他不仅参预迁都的谋划和落实，而且对反对派做了很多劝导、瓦解的工作，故孝文帝称其为“社稷臣也”，“若非任城，朕事业不得就也”。
鲜卑贵族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迁都与汉化持反对态度，“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可见反对势力很大。孝文帝为了不影响迁都大计，对那些比较温和的反对派多加笼络，如元丕为鲜卑贵族中年辈较长的代表性人物，其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魏书》本传载:“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
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于衣
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高祖以丕年衰体重，亦不强责。”这使得大部分鲜卑旧贵不便公然发难，以保证迁都之议得以通过和实施。
至于一些极端保守的鲜卑旧贵族，他们在迁都过程中一再制造事端，甚至在代北发动军事政变，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穆泰、陆睿等人，其背后的精神支柱实际是元丕。
孝文帝在洛阳，他们以太师冯熙之丧，要孝文帝回平城主持丧事，企图乘机发动政变，被孝文帝识破。接着他们利用孝文帝太子元恂不赞成迁都，策反元恂，致使太子北奔，他们在恒、代地区公然发动军事反抗，《魏书·于烈传》载:“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
对此，孝文帝绝不手软，坚决加以镇压，参预叛乱的鲜卑人物多被处死，元丕虽无确证，但免为平民，太子元恂最终也被处死。
这些鲜卑旧贵族为何要坚决反对迁洛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缺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对汉化具有抵触情绪;其次，一些人在南迁后丧失了固有地位和利益;其三，一些鲜卑人对洛阳的气候不适应，太子元恂便“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
孝文帝鉴于迁洛后“人情恋本，多有异议”的情况，为减少矛盾，缓和冲突，采取了一些变通策略，《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元晖传》载:“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
对这些“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鲜卑人，时称“雁臣”。孝文帝为平息鲜卑旧人激烈的反汉化情绪，作出这种变通是很有必要的。
与鲜卑贵族相比，汉族士人普遍拥护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对于孝文帝迁都，尽管他们在都址的选择上有所分歧，但对于迁都本身没有异议。
因此，孝文帝在迁都过程中及此后的一系列汉化大政方略，主要都是与他们密谋、商议而确定，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具体实施、落实。
其中河西士人代表李冲对孝文帝迁都洛阳影响甚巨，对孝文帝的改革贡献最大。陈寅恪先生以为“其实洛阳新都之规制悉出自李冲一人”，洛阳新都之建设布局，颇与汉、魏、西晋传统有异，而受到河西文化的影响。
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改变了传统的面朝背市格局，而在城南设贸易市场，此点“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疑与此洛都新制不无关涉”。
陈先生以为这“当出于李冲之规画。盖李冲乃就地施工主持建设之人，此事非与之有关不可”。洛阳新制如此，一是根据洛阳城南水道运输便利、市场繁荣和建筑便利等方面的经济因素;二是可能在于李冲“乃一保存乡里土风国粹之人物”，吸收了河西都城的旧制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2-76页……不仅如此，迁都后，孝文帝不断亲征南伐，李冲留守洛阳处理留台事务。
对于孝文帝改革，李冲始终“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
孝文帝对他则“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故李冲死后，孝文帝称其“国之贤也，朝之望也”。因此，李冲等汉人在孝文帝迁都过程中虽无多少议论，但他们实际上是孝文帝迁都的密谋者和实施者，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
前揭《两晋南北朝史》，第514页。《魏书·陆凯传》亦载:“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模，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
孝文帝与汉族士人“密与规模，共论时政”，当然为迁都及汉化改革大业。又《魏书·李冲传》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
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可见孝文帝当初在出师南征前已确定了迁都的想法，可谓绝对机密。
何人参预了这一绝对机密的制定呢北魏洛阳城想象复原图显然是一批汉族人士逯耀东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收入《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一文中考察此事，根据《魏书》卷64《张彝传》载其“以参定迁都之勋，进爵为侯”，同卷《郭祚传》载其“以赞迁洛之规，赐爵东光子”，卷67《崔光传》载其“以参赞迁都之谋，赐爵朝阳子”等记载，推测他们正是最早参预孝文帝迁都密谋的人物……由于鲜卑保守势力强大，汉族士大夫不便直言，只有参预孝文帝的密谋，以免酿成当年的崔浩之祸，而孝文帝正是接受了他们的谋划，逐步明确了迁都的主张，并在他们的坚定支持下，得以有条不紊地实施。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过程，如同一出戏剧，环环相扣，颇具悬念。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493年9月7日)，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大部分文武朝臣从平城出发南征，九月到达洛阳。
时值秋雨连绵，行军困难，孝文帝决意南征，群臣以为不可，他突然提出以迁都洛阳作为改变其南征的条件，强迫群臣表态，“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其实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早已胸有成竹。
在洛阳期间，孝文帝巡视故宫旧址和太学、《石经》等遗迹，表现出对华夏文化的崇敬，通过与大臣的论辩，阐述其迁都的理由，明确了迁都计划。
至此，孝文帝命李冲等人“经始洛京”，进行恢复、重建的工作，同时派任城王元澄回平城宣布迁都决定，并进行劝喻、安抚，代都旧人初闻此，“莫不惊骇”，在元澄的斡旋下，民情稳定，大体默认了迁都的动议。
孝文帝得到这一平城的利好消息，于是在十月乙末(11月12日)“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十一月下旬，孝文帝来到邺城，命安定王元休前往平城迎接家属。
太和十八年二月(494年3月)，孝文帝正式“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此后，孝文帝返回平城处理相关事务，经过必要的礼仪环节，北魏朝廷和鲜卑上层的主体部分逐渐南徙，孝文帝在本年十一月己巳(12月31日)正式迁都，平城百姓“细累相携，始就洛邑”，直到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495年10月8日)，“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时二年多，至此终于完成。在此过程中，孝文帝与鲜卑保守势力之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其中也折射出鲜卑旧人与汉族士人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