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觉醒年代》第二十集中，国会召集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的听证会。会议议程已经开始，而提交议案的易夔龙议员却没有出现。

议案的第二提议人张长礼建议绕过质询和辩论环节，直接开始投票表决。

北大师生一片哗然，柳眉与其他北大学生一起揭露化名为踩人的小报记者张丰载造谣抹黑互助社和他与张长礼其实是叔侄关系的事实。

另外，各大报社记者也证实了张丰载以红包买通各大报社，刊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已被北大开除的新闻稿件。

国会议长见双方争论不休，便想中止会议议程。此时易夔龙议员赶到现场，声明自己上了张长礼的当，公开宣布要撤回议案，并当众向蔡元培校长与陈独秀教授道歉。

张长礼见事不妙，当场变脸，痛煽张丰载一个耳光，把一切过错全部都推到了他的身上。而张丰载也就成了新旧文化冲突的牺牲品、炮灰和替罪羊。

张丰载虽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却有历史原型。根据张丰载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兼职当过报社记者、不经林纾同意，擅自将其影射蔡元培小说发表于报刊和传播陈独秀被北大开除的假消息等行为判断，张丰载的历史原型其实就是民国时期戏曲评论家张厚载。

张厚载是江苏清浦人，笔名聊止（不是踩人），当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他为人颇有才气，经常写文章发表于南北各大报纸，还曾兼任过上海《神州日报》的专栏记者。

据说张厚载在北大求学时，每门功课都能达到70分以上，是当时学生中的佼佼者。

张厚载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与传播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矛盾，起源于对于戏曲改良的看法。

张厚载坚定地拥护本土戏剧，虽赞同戏剧需要改良的看法，但坚决反对违背戏剧规律和丧失民族特征的戏剧改良。这与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张厚载以一己之力，开始与诸位大师展开论战。不过张厚载当时毕竟只是一名北大的在校学生，不论是从学术造诣、思想深度还是知识储备等各方面而言，都难说是几位大师的敌手。

其议论很快便被驳得千疮百孔，无法自圆其说。

学术上的论争无法获得上风，张厚载恼羞成怒，行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他开始在旧势力中某些人的蛊惑下，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

比如，老师林纾曾将自己所作的恶意影射抹黑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小说《荆生》，交张厚载让他送《新申报》发表。后来，林纾有与蔡元培和解之意，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就让张厚载将稿件抽回。

谁知张厚载却一意孤行，不但未抽回《荆生》，还将林纾的另一篇影射小说《妖梦》也交报社发表，另外还附上自己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大肆诬蔑新派人物。

文章见报后影响极坏，而张厚载居然给蔡元培写信说：

“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默,当亦不甚介意也。”

实在是狂妄嚣张到了极点！而这场风波最终以林纾公开登报道歉而暂告一段落。

另外，张厚载还曾在自己《神州日报》专栏《半谷通信》中刊登“北大文科学长将易席，陈独秀将卸职”的谣言。逼得北大通过各种途径辟谣，极为被动。

而张厚载则轻飘飘的一句“所传尚未确实，属无稽之谈，但非刻意为之”，就推脱了所有责任。

在张厚载的煽风点火的催化下，旧势力乘势而起，开始对陈独秀进行人身攻击，声势愈演愈烈。竟至了有人在报纸上公开造谣，抹黑陈独秀私生活。

北大新旧势力的学术论争，慢慢开始超过了应有的底线。这也让当时的北洋政府备感忧心，他们开始通过政府途径向北大施压，要求北大限制新文化运动的传播。

而当时在教育界颇具能量的汤尔和、沈尹默等人也不断向蔡元培游说，要求驱逐陈独秀。说他私德太坏，只有驱陈才能保持北大声誉。

这也是《觉醒年代》剧中，林纾所谓的“汤尔和、沈尹默没少给蔡元培上眼药”之说的由来。

蔡元培再三考虑，终于决定以推行教育改革的名义，让陈独秀体面下课。而陈独秀那么骄傲的人，怎么会不理解此举的真实含义，当即提出辞职，离开了北大。

陈独秀的老友胡适博士直到数十年后，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若非汤尔和，沈尹默二人暗算，陈独秀还在北大任教的话，其政治倾向绝对不会左倾得那么厉害。

而陈独秀晚年悲惨命运，也全都是拜汤、沈二人所赐。

故而他在给汤尔和的信中毫不客气，指其为驱陈大戏的罪魁祸首，而对沈尹默则直以“无耻”二字斥之。

陈独秀的离开，让蔡元培心痛万分。而张厚载的所做所为，也让蔡元培忍无可忍。最后，蔡元培终于痛下决心，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的理由，开除了张厚载。

平心而论，以张厚载的才华，若能不介入新旧之争，专心学业，毕业后必能在学术上有所造就，成为一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