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他生于北魏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八月，卒于太和二十九年(四九九年)四月。再过三年，就是他逝世一千五百周年。
他本姓拓跋，但在逝世前的三年改姓了元。在他在位的二十九年间，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举措就是迁都和汉化。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发表过不少论著，但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人们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究竟元宏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还是先看一下史实吧！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五月，孝文帝拓跋宏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
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
’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
孝文帝厉声责问：“爻辞上明明说是‘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拓跋澄说：“陛下登帝位已久，怎么能到今天才虎变？”
孝文沉下脸色道：“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使人心动摇吗？”这位任澄王还是不买帐，说：“社稷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社稷之臣，岂能知道有危险而不说话呢？”
孝文帝好不容易才忍下这口气，淡淡说了一句：“各言其志，亦没有什么大不了吧！”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
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
拓跋澄说：“陛下要迁都中原来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经验呀！”孝文帝还不无顾虑：“北方人死抱住旧习惯，留恋故乡，肯定会引起惊恐和骚乱，怎么办？”
拓跋澄答道：“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只要陛下下了决心，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得到了这位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更有了信心，他把任城王比为当年使汉高祖刘邦下决心迁都长安的谋臣张良。
接着，孝文帝又与汉族大臣、尚书李冲等作了秘密部署，并下令军队实施演习，由李冲负责选拔人员。七月十日，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士兵。
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荡南下。以“南伐”为名的迁都，就从这里开始了，以后历经曲折，终于在两年之间大体完成。
在迁都已成定局时，孝文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更彻底的汉化措施，而反对派也不放过每一个对抗的机会。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孝文帝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都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换装。
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之兄，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就联合陆睿等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
孝文帝识破他们的意图，指出他们在迁都之初就出了这样的主意，是“陷君不义”，下令对他们给予降职处分，又下诏将冯熙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
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不久前，广川王病亡，他的夫人早死，葬于平城，有关方面请示他应该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代(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
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六月十九日下诏：“凡迁至洛阳的百姓死了，一律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
于是南迁的移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统统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等。
鲜卑等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至此消除。同时，孝文帝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
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各个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六位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
尽管此前鲜卑族与汉族已开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如此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样剧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但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于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十五岁的元恂充当了可怜的牺牲品。
为了改革的胜利，他只能付出亲生儿子的代价。尽管孝文帝在两年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
这样的改革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比之于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近代实行的明治维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历来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
且不说先秦的非华夏族，从汉代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纥(鹘)、沙陀、契丹、女真，几乎无一例外。
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民国建立后保持满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减少。这些民族消亡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
但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他们的王朝长治久安，特别是要治理人口远比他们本民族多的汉族臣民，他们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
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使本民族不至于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们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法律手段。
从十六国时期刘渊的汉国开始，这些由非汉族所建政权大多实行“一国两制”，如辽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谋克”又设州县乡里，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政策，清朝满汉异制。
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民族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难以抵挡被汉族融合的潮流，但无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们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国丧权以后。
今天看来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当年都曾经付出惨痛浩大的代价——征服之初的镇压屠杀和被推翻后的血腥报复。在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中，曾经统治北部中国的羯人几乎被杀光，连不少长得像羯人的汉人也被误杀。
清朝入关后的雉发令曾经使多少人头落地？而连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号，要不是社会的进步，清朝亡后又将有多少满族人为他们的祖先作出补偿？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公元二七七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犬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
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
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四五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罪行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
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四九○年)冯太后死后他在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
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睿的谈话中：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联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
联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联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
(《资治通鉴》卷一三九)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
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
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五二九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
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
昨至洛阳，始知衣
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
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从唐朝初年开始，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正统之一，与继承了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编纂的历史就有《北史》和《南史》两种，从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称。
一个非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能被华夏(汉)族承认为正统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前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被逃离中原的东晋称为“乱华”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晋书》中，他们的君主还没有资格享受“本纪”的待遇，只能专门另立一种“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