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市兴安县的界首渡口，清碧的湘江静静流淌。在这里，它只有一百多米宽。

1日上午，再走长征路的记者团，以及红军后人的代表，来到江边祭奠红军烈士。

祭词在阴云下雄劲苍凉地回响：“英勇红军，挥师西向，前有强敌，后有虎狼……数万将士，血洒湘江，为国捐躯，长眠山岗……英雄事迹，牢记心上，千秋万代，永志不忘。”

党史专家说，1934年底的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

“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

国民党军在湘南的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投入30万重兵，布置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在湘江以东将中央红军歼灭。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11月26日，红军主力进入广西，并于次日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

11月28日，蒋介石严令桂、湘两军按原计划对红军已过河之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部队进行堵击。

红军在广西灌阳县、全州县和兴安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山岭丛林间的战场遗址至今尚存，前来祭奠的人将一个个花圈摆放在红军墓前。

从28日开始，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在新圩阻击桂军两个师及第七军独立团的进攻，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红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英勇牺牲。

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离界首渡口仅有几百米远的一座祠堂里。红十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

随即，彭德怀任命杜中美接任红十团团长。当日，杜中美又壮烈捐躯。

30日，红一军团第二师也在脚山铺开始了对湘军三个师的阻击战。敌军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掩护下，轮番猛攻。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委、已身负重伤的易荡平，抢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经过从28日到30日的左、右两翼阻击战，中央红军以重大的代价，终于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顺利通过湘江。

至12月1日晨，除军委两个纵队已过江外，全军12个师，过江的只有4个师。凌晨1时半，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两个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名下达指令，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2月1日，这是关键的一天。战斗达到白热化。红军与敌军展开白刃战。至中午，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党史专家说，湘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谋，保全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

“伟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红军展现了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继承发扬。”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专家农丕泽说。

“转折的契机”

《红军长征史》说，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

全州凤凰嘴渡口旁，蒋济勇老人坐在竹椅上，向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们讲述自己11岁那年躲在墙角看到的场面。“有两架飞机，扔弹，还打机关枪。”

老人回忆道，“江面上漂了很多红军尸体。”

凤凰嘴附近建安司村的村民蒋士发告诉记者，爷爷曾经多次提起湘江血战。“爷爷说，当时不敢去看，只听到枪声、喊声，等战斗结束过去，看到堆成小山的尸体，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湘江战役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85年过去，红军过江的多处渡口建起了大桥，凤凰嘴渡口的大桥也即将兴建。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红军战士当年为了渡过这百多米宽的水面曾是怎样的艰苦卓绝。

界首三官堂曾是红军渡江指挥部，因当地群众纪念红军，后来被称作“红军堂”。始建于明朝的界首古街被称作“红军街”，红军当年曾在这里向老百姓借门板搭浮桥。

在新圩阻击战陈列馆，一队队前来瞻仰的人把展厅塞得水泄不通。灌阳县委党校教师文玉鸾已经为五六个参观团队做了讲解。她说，每天都讲，每一次都心潮澎湃。

在兴安县华江瑶族乡水埠村，有一座埋葬着12名红军烈士的墓地，96岁的赵良英一家三代数十年如一日做着守墓人。墓碑上书写着：“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经过我地。

陈玉春等十二位同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事业而英勇就义，他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