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中”和“原”都是作为单音节词出现的。“中原”作为一个双音节词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和《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中的“中原”,意为原野之中。

后来,“中原”逐渐演变为一个固定的名词,成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其内在意义也因此而更为丰富。

　　一、“中原”的区域地理意义

　　作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位居天下之中,素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说法。

西周时期,周公辅成王,以洛邑居天下之中,营建东都洛邑,进一步强化了河洛地区乃天下之中的地位。同时由于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最早的国家出现于中原,所以有时“中原”的意义约略与古代的“中国”、“中华”相近。

但在通常意义上,广义的“中原”主要指以古豫州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尚书•禹贡》分中国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等九州,豫州因居于九州之中而称“中州”。

其境东接兖、徐、扬,西以荆山与雍、梁接界,南以荆山和荆州分界,北至黄河与冀、兖分界,今河南全境、山东西部、湖北北部,皆古豫州之地,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

东汉时期,豫州成为一级行政区域,所辖区域较《禹贡》之豫州缩小了很多,约略相当于今河南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伏牛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向东至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向西至晋南部分地区。

由此可见,中原的地理涵盖较广,与周边地区,尤其是与安徽北部、江苏西北部、山东西南部、湖北北部渊源甚深,政治、经济联系一直比较紧密。

　　一般说来,中原大约由三块平原组成。一是河洛地区。即以黄河与洛河交汇处和以伊洛平原为中心的豫西一带,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北临黄河,西接秦岭和关中平原,东达豫东大平原。

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也是夏商周等九朝的京畿之所。二是黄淮平原。郑州北郊的桃花峪,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处,这里是黄土高原的终点、黄淮冲积扇平原的顶点,由此向东,便是黄淮平原,这是中原的主干,为华北大平原的西南部分,由黄河、淮河冲积而成,故可细分为黄河平原和淮河平原两块,沃野千里,广袤无垠,黄土深厚,水源充足,多为宜耕的良田。

三是南阳盆地。位于河南的西南,为唐河、白河冲积而成,面积2.6万平方公里,土地肥沃,和黄淮平原一样,为重要的粮仓。

“豫州”所以被称为“中原”,除了其地理位置居于天下之中,还由于这里拥有这三块平原沃土。

　　广义的中原地域范围比较模糊,《辞源》说“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辞海》说“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指整个黄河流域。”

然而,以文化地理分之,和中原文化对举的周边文化有:北面的燕赵文化,东面的齐鲁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南面的楚文化,西面的秦晋文化。

由此可见,中原向西不能超过华山以西,因为那里属于秦文化,向东不能越过泰山,因为那里属于齐鲁文化和吴越文化,因此广义的中原概念并非整个黄河流域,或者黄河中下游,而是指今河南及其与周边省份交汇之处,地跨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一段。

　　依据战国习称,参照两汉政区划分,结合汉晋文化归属,可以从政区和文化上对中州即中原的四界做出大致界定:西临华山,北至太行山-漳河一线,南界沔水-淮河一线,东达泰山-泗水一线,即以今河南为主体,包括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湖北北部、陕西东部部分地区。

　　狭义的“中原”即今河南省行政区划所属之地。河南第一次设省是在元代,当时称河南江北等处行省,简称河南行省,治汴梁(今开封市),领汴梁等12路和南阳等7府,辖境相当于今河南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今河南接壤的江苏、安徽、湖北部分地区,以及黄河以北延津、原武,湖北长江以南的石首和长阳等地。

黄河以北的大名、彰德、卫辉、怀庆等路和濮州则直属中书省。明初改为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原直属中书省的彰德、卫辉、怀庆划归河南,河南省的行政区划从此基本形成。

如今,人们习惯上称河南为“中原”,使用的就是“中原”的狭义概念。

　　二、“中原”的历史文化意义

　　中原不仅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原”一词不断被赋予不同的历史文化意义,成为国家正统、先进文明和精神家园的象征。

　　中原是国家正统的象征。中原居天下之中,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又是多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所以,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正统的象征,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之时,中原作为国家正统的象征意义就更加为人们所认同了。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虽然有人主张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为正统,但人们真正认可的还是曹魏,重要的原因就是曹魏据有中原。

所以,自陈寿以来的史学家都把曹魏作为这一时期的国家正统。东晋、南朝和南宋时期,汉族虽然迫于形势在江南建立政权,但始终不免有偏安心理,实际上也是把中原作为国家正统的象征。

　　中原是先进文明的象征。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原文化至少在北宋之前一直处于领风气之先的地位,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

所以,一提起中原,人们不仅会想到它处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更会想到它的文明和文化。战国时期出现的“夷夏之辩”,以及后来鸿儒大贤对中原文化的推崇,都强化了人们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唐朝大文豪韩愈在称赞南岳衡山的时候,不忘突出中原文化的滋润与影响:“衡山之神既灵,而郴之为州,又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蜒扶舆,磅礴而郁积。”

(《送廖道士序》)中原作为先进文明的象征,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文化意识中。

　　中原是精神家园的象征。中原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象征,在国家分裂或南北分治的时候,这种精神家园的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

自三国时期开始,中国曾经出现过几次南北分治的局面。每当这个时候,那些被迫南渡的中原人士身在异乡,心系中土,把中原作为精神家园,始终放不下那一份眷恋。

翻一翻《晋书》,就会不时看到“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等词汇,看到南渡士人北望神州、感慨万端、新亭对泣的场景。

至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更是寄托了一代诗人对故国的情思与眷恋,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渴望。

　　三、中原的历史兴衰

　　中原居天下之中,北以黄河与太行山为依托,南以桐柏山与大别山为拱卫,西以伏牛山为锁钥,连接秦岭,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可谓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许多王朝看重中原的地理优势,选择在中原建都,中原自然而然地长期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然而,这样一种独特的地位,也使中原成为四战之地,中国历代发生的大规模战争,有许多都与中原相联系。

在中华民族长达500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原有过曾经的辉煌,也有不堪回首的败落。

　　三皇五帝时期,中原代表着文明。黄帝建都在今天的新郑,其后裔颛顼、帝喾主要活动在今濮阳一带。《颛顼历》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一直沿用到西汉武帝时期,因误差积累太大,才推出新历。

中原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核心区域,农耕文明的发轫地,科技文明的开辟地。

　　夏商周时期,中原代表着国家。中华文明在这里闪现出第一道曙光,中国的国家雏形在这里形成。三代都城多选址在中原,自此开始,中原长期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

这一时期,中原思想文化熠熠生辉,作为元典思想文化代表的《周易》成书于中原,“道”、“儒”两大思想流派的创始人――老子与孔子的主要活动在中原,许多先贤名家在中原文化的哺育下著书立说,沾溉百代。

　　东汉和魏晋时期,中原代表着融合。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开始了大流动与大融合。在中华民族的流动与融合中,儒学深入人心,佛教传入中土,玄学盛行于时,初步形成了儒家、道家和佛教在思想文化领域三分天下的局面,而道教在中原地区的兴盛及其对道家文化的皈依,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

　　唐宋时期,中原代表着繁荣。唐朝以洛阳为东都,突出了中原的战略地位。唐太宗贞观时,河南道的户籍在全国所占比重已上升到9.47%,唐玄宗天宝期间上升为19.28%。

中原科学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出现了以杜甫、白居易、韩愈、李贺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文学家,河南籍诗人约占唐代诗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市),称东京,洛阳改称西京,应天府(今商丘)为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为北京,中原作为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规模空前扩展。

北宋一朝,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文官制度等多有建树,从而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快速发展。

四大发明中的指北针、活字印刷、火药均完成于北宋时期。北宋末年,全国人口已达一亿,东京开封的常住人口超过百万,为世界第一大都市。

至此,中原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中国八大古都,中原有其四,即郑州、安阳、洛阳、开封。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中国历史上有近20个王朝建都于中原,先后形成了洛阳和开封相互呼应的两大中心。

洛阳除了先秦的夏、商、东周外,秦汉以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9个王朝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历时最长、朝代最多的古都。

隋唐时期,洛阳的繁荣达到高峰,所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过洛阳故城》)开封号称七朝古都,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均在此建都。

特别是北宋,这里历经9帝168年,繁荣兴旺达到鼎盛,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此外,南阳、商丘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在汉代以前就曾经辉煌过,汉代以后对周边的经济发展仍有一定的辐射能力。

　　处于水陆交通要冲的中原土地肥美,经济发达,人口繁盛,长期处于全国的经济中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苦心经营洛阳,在洛阳以东、成皋关附近,修建了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储备了沿黄河漕运而来的大批粮食,成为经营东方的军粮重地。

敖仓储粮在楚汉战争期间以及西汉初年,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秦汉时期,黄河和洛水水路交通十分繁忙,“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西汉每年从洛阳运往长安的粮食多达400万石。

东汉时期,洛阳城东太仓附近的码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内河航运港口。隋大业元年(605),在洛阳城东北部建含嘉仓,用作储存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

依托隋唐大运河航运的支撑,含嘉仓历经隋、唐、北宋3个王朝,沿用500余年。贯穿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达余杭,北通涿郡,全长4000余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直到北宋,洛阳仍是京西、陕西、河东向汴京运送物资的枢纽。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中原的贸易和经济辐射力西达中亚乃至欧洲地区。

　　中原有过值得骄傲的辉煌,也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衰落。北宋之前,中原的衰落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起自东汉桓灵之世的汉末大乱,对中原是一场浩劫,董卓焚烧洛阳宫,许多珍贵文献付之一炬。

曹操诗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描写的就是经历了汉末大乱之后的中原景象。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使中原再遭劫难,士族南渡,十室九空,衰败之象惨不忍睹。晚唐五代和北宋末年的战乱,把中原经历唐宋两代呈现出来的辉煌损毁殆尽。

“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中原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便兵连祸结,战乱不断,加之黄河水患不断,兴衰沉浮,令人感叹!

　　北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下和北上,中原逐步走上衰落之路。南宋以后,历元、明、清三代,中原衰落,一蹶不振。

特别是在元朝,统治者极端的民族歧视政策,使曾经的政治中心――中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而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致使人民流离失所,沃土成为荒原,中原破败不堪。

再加上黄河泛滥频繁,灾害连绵不绝,自然环境日渐恶化,运河改道他行,迫使中原士民不断外迁,中原日渐凋敝。再现辉煌,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原人的梦想。